这个命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如果你经营的是一家市场化的企业，而不是拥有垄断资源的企业，那么你能够拥有的最重要的和最可持续的资产是知识资产。——不是关系资源，也不是货币资本。当前最热门的管理词汇是“创新”，而无论是制度创新、流程创新、产品创新、或组织创新，其实质都是知识的创新和创造。另外，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难道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不是人力资本吗？”，长话短说，我的回答是，“没有一家企业可以长期地拥有员工的人力资本”，未来的人才越来越是社会化的“职业人”，而不是隶属于某一个公司的“企业人”。

然而知识资产特性中一项最大的诡秘就是，与货币或实物资产的不变性质不同，知识资产自身一直处在变化当中！比如，娃哈哈老板宗庆后有一句管理名言：“先吃肉，后啃骨头”，是说经营企业要“先易后难”。这句话在十年前可能是对的但是在今天和明天可能都不对。因为企业生存条件已经彻底地改变了——现在和未来的商业环境有几个关键字：速度、复杂性、风险、变化、惊奇。（《Extreme Future》）“先吃肉，后啃骨头”必须是在市场竞争不那么剧烈的时候、市场环境变化不那么复杂的时候、行业发展不那么快的时候。而新经济（不特指互联网经济）的剧情是“风卷残云”，而且是放大了马太效应的“赢家通吃”。所以今天和明天的商业运营一定是“先难后易”。

（一）20世纪6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麦克卢汉宣称，新的传播手段将改变我们的社会，35年后，我们多数人都确定现代的信息技术及其传播、存储和使之变得易于获得的知识，已经不可逆转地改为了人们的工作、技能、产品和经济。今天，很少有人否定知识资产在后工业社会（还有各种称呼，比如“知识社会”）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知识比起资本、生产设备，甚至是企业品牌、市场份额等那些概念都更加难以捉摸。知识的概念（被认为）过于简单又过于含混不清，在管理和决策上无法进行分析。毕竟，知识的本质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哲学问题（认识论问题），已经困扰了人类几千年了！

（二）现今的组织理论和管理理论仅仅反映着上一次世纪之交时（1900~1910）流行的思想，那是以牛顿学说的模型为基础的，这种模型认为组织是为实现规定明确的目标而精心设计的一种受控制的机制；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人际关系”的重新发现，使得20世纪未来60~70年中，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的分析成为可能，我们今天的企业理论还是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但是，人们还是看到一个有意义的现象，近20年来，企业实践者们对于一些看似深奥的问题既有兴趣，又能牢牢加以把握，说明了＂知识问题＂的解决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不少企业管理者都津津乐道的“企业文化”，就是一个例子。查尔斯。汉迪曾明确地表达过，“未来企业的经营者一项重要的竞争能力，就是对于概念的把握。”（大意如此）

（三）看看当前的企业管理理论。比如，关于企业的经济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关注最大化利润的过程；关于企业的组织理论则关注最大化的控制；而企业的人际关系理论则倾向于强调最大化个人满足、与由此可能带来的个人生产率和创造力。基于知识的理论呢？现在还处在发展的非常早期阶段。主要是关注最大化企业的知识产生、存储和应用过程，其假定是企业是将知识转化成利润的一种机制。

《知识资产》一书作者博伊索特举了一个例子，人类理解“以能量作为经济的基础”用了大约两个世纪，是否对于“以知识作为经济基础”的相关问题也要用两个世纪？而德鲁克更加乐观一些，他在20世纪50年代说，希望在一百年后（2050年左右）出现和《资本论》一样伟大的《知识论》。——我们不妨可以认同德鲁克的乐观，因为从常识看，知识是加速度地发展的。我个人也不妨做一个更为乐观的估计，从当前世界上这一领域的研究看，以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现时成果看，大约在未来20年、即2030年前后，人类应当对“知识”、“知识资产”等“经济基础”问题取得突破性的、总结性的理论成果，而人们的规模化的实践成果将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实践往往是领先于理论的。（事实上，如果玩一个文字游戏，人类规模化的知识实践成果，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

（四）如果采取一元的认识论，那么最大化知识增长或组织学习，就是要进行不断的实验，使企业组织能学习其环境条件，也包括学习如何满足客户需求、和应付竞争。但这里存在着认识论难题——除非对于环境描述的知识与该组织无关，否则就无法对这种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如果采用的认识论是多元论的，那么企业组织仍然可以被看做是实现知识增长的一种手段，而多元认识论有了更大的解释力。除了实证主义传统所承认的准科学知识外，还包括“组织常规”的经验性和实用性的知识。而且，还可以将企业描述成为各种类型的知识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场所。用社会学家波拉尼（Polanyi）的术语说，除了外在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外，还有“隐性的”、“个人的”知识。比如，具有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的隐性个人知识，可以通过成立一个企业（建立一个系统）来发挥杠杆作用。

（五）博伊索特的多元认识论是三维的。它用“是否可抽象”、“是否可编码”、“是否可扩散”的三种“特征”为“知识资产”作为框架性定义——“知识”是以从“数据”中提取的“信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能力。（更通俗的表达是，“知识”就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资产产生了一连串有用的服务，从而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然而，和实物资产不同，知识资产可以在与人分享的同时保存自己，即使将知识给了别人，自己也还有一份。就象人们常说的“思想可以象火种一样传递”。可是，虽然分享知识资产并不降低它对原占有者的效用，但分享却降低了知识资产自身的（经济）价值，因为知识因分享而丧失了稀缺性。这是知识资产最重要的一个悖论。人们通过专利制度来保护知识产权，但这是一种越来越脆弱的制度，因为知识很多时候又需要“扩散”（传播）才能够完成价值。而且，通常“扩散”顺畅的知识都是经过充分“编码”和经过充分“抽象”的。（比如，我们最常见的知识编码和抽象形式，就是将某种知识做成产品，比如将关于通信的知识做成手机产品；再比如，传送一个人的姓名信息，比描述一幅画的内容要简单得多。）

（六）知识资产是通过学习过程建立起来的。——除了传播知识，还有创造新知识的情形。——而学习是以适应性的方式充分利用知识传播（“扩散”）的一种能力。许多学习，是从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中获得知识营养的（只能用比喻的说话，抱歉）、以社会方式构成的活动。某些环境鼓励通过分享个人的知识资产存量来从事学习，而某些场合的环境则鼓励通过独自累积自己的知识资产创量来进行学习。有趣的是，知识被结构化（“编码”）和被分享（“扩散”）的程度，可以用来界定不同的文化。例如，官僚制的文化喜欢经营充分“编码的”、“抽象的”和“显性的”知识。然而，这种文化却不习惯于分享它，而是采限行动阻止其“扩散”。早在18世纪，马克思就（正确地）指出，“所有的官僚等级制，其实质是知识的等级制。”相反地，为了让市场更加有效率，自由市场文化却表现出很高的知识分享（“扩散”）程度。当然，市场文化为了鼓励分享，也需要很高程度的对于知识编码和抽象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价格”的产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