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多次炒作中国黑客转移网络监控丑闻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联邦检察院起诉一名中国商人，指控该商人通过黑客手段入侵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公司的网络，窃取包括F-22、F35 战斗机和C-17运输机在内的65G的资料。

自2011年10月一来，美国至少有7次以"中国黑客论"指责中国。有分析芮乃伟，美国近年来大肆渲染中国黑客"网络窃密"，甚至开始运用所谓法律手段，而不只是单纯的指责和炒作，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意图通过此种手段转移民众对"棱镜门"网络监控丑闻的注意力。

去年6月，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美国安局的监听丑闻，披露的证据表明，美国安局渗如了中国电脑网络设备大生产商华为的计算机系统，并通过许多项目来窃听中国领导人和军方的对话。

"棱镜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府没想过要收敛其行径，反而为了化解危机，以斯诺登到过香港、学过中文为由，试图将矛头转向中国，营造"冷战"再次归来的形式，以唤醒美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平息他们对网络监控行为的愤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多次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网络黑客攻击行为，在这方面，中方说到做到。美国方面也不要一再抹黑中国，制造所谓的中国网络威胁，美方的多次指责，并无充分的证据支持。

二、谷歌因混合使用用户数据面临隐私诉讼

谷歌公司又面临隐私诉讼，据美国圣何塞地区法官保罗·格雷沃尔周一驳回了谷歌的动议，裁定该公司在不同互联网产品中混合使用了用户数据，并在未经用户许可的情况下将数据披露给广告主。谷歌将面临Android用户的违约和欺诈指控，而该案的原告方则是至少在Google Play中下载过一款应用的Android设备用户，目前谷歌方面对此尚未表态。

在2012年3月1日，谷歌就宣布废弃不同产品的独立隐私政策，通过同意的政策将Gmail、谷歌地图和YouTube等不同平台的数据整合到一起，此事也成为了这一案件的导火索。

事实上，谷歌的目标是为了能更好的与Facebook及其他社交媒体公司争夺广告营收，因此将所有用户数据都存储在同一网站上。用户认为，谷歌的这一改变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且没有提供任何退出方案。原告认为，谷歌此举暴露了他们的姓名、电子邮箱和地理位置，因而威胁到他们的隐私，增加了第三方骚扰或身份盗窃的风险。谷歌第一季度营收为154.2亿美元，其中有90%源自广告。

三、加强互联网行为监管

近年来，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迅猛，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影响、改变了经济和社会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工作。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政府监管和执法工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产生了新的监管和执法领域，需要政府跟进和介入；二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或改变；三是网络的发展和应用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政府提供了更有效的监管和执法手段。

正是源于互联网产生的影响，使得“互联网＋”率先成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要求，努力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各领域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在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后，“互联网＋”监管执法逐步上升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旨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正向作用和价值，提高政府监管和执法的能力和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抓手，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201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建设“互联网+”监管系统，促进政府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作为重要要求。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能力作为重点工作。

2021年8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完善和提高了法治政府的标准要求，将已有的“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标准，升级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标准。

新标准除了突出人民性外，也彰显了智能性的要求，将“智能高效”作为应对、响应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对法治政府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纲要》明确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从而将“互联网+”监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集中管辖全市辖区内特定类型涉互联网第一审案件，探索建立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的审判模式，推动起诉、调解、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为“互联网+”监管执法创造条件。